建大团委网讯（通讯员 张飞岳 摄影作者 温升杰）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”那个年代鼓动人心的话，莫不如是。而用这句话来形容聂仲清老师的援攀工作经历，再合适不过了。

7月29日下午，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，实践团一行终于见到了本次寻访的老教师之一——聂仲清老师。已入耄耋之年的聂老师很早便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实践团，即刻起身相迎。精神矍铄、脚下生风，这位只在文献资料中见到的老教师似乎将“钢铁”二字刻在了身上。任凭风吹雨打，也并没有让这块“钢”有生锈的痕迹。

在攀枝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会议室中，聂老师对于实践团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，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能来看望我们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学校没有忘了我们。”

康彦老师向聂仲清老师介绍学校情况

康彦老师向聂仲清老师简短地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，聂老师听后大感欣慰。虽然离开学校五十余年，但在他曾战斗与工作过的地方，聂老师还是对其有着不一样的情感。“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只能跟几位一起来攀枝花的老师们联系到，有时也很想念在学校时的生活。”聂老师向实践团成员分享了几个他在建大时的趣事：由于他是湖南人，又在北京上的大学，到西安后因为辣子的票券发放得少，时常感觉吃饭 “不过瘾”；端着一个碗，碗中放着几个馍，老师和同学让他去尝尝的羊肉泡馍他也无从下手。

实践团同学采访聂仲清老师

聂仲清老师向实践团讲述故事

1958年，聂老师就已经在北京组织着建小高炉炼钢铁了，此事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影响。1960年，北京钢铁研学院的高院长问他愿不愿意前往西安，支援西安冶金学院（1959年更名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身）的建设，聂老师当即拍板决定：“我要去！”就这样，聂老师与建大的故事就此展开，在此工作五年，聂老师主持着修建了高炉炉渣性能实验室，进行了炼铁还原实验与烧结试验，同时也安排了老师讲课的内容。

1965年7月8日，冶金工业部传来了一纸调令，希望西安冶金建筑学院（1963年更名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身）相关冶金专业的老师，前往四川西昌，前往西南钢铁研究院工作，援助三线建设。实践团成员问聂老师，接到调令后，面对在西安刚刚建立好的情况与一切未知的大三线，您是怎么想的呢？“去，必须去，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。祖国建设需要我，我甘愿做一颗被需要的螺丝钉。”这一去，便直到如今。从1965年“大家可能都有点不相信眼前看到的，几间小平房，我们勉强能够容身安置。学生们在鞍山厂矿实习，为研究院的基建做准备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学生们也不是好的泥瓦匠，打出来的土坯和水泥瓦勉强能用。我对试验很久却不出成果这一状况感到焦头烂额，跟我同来的同事也被派到了外地的工作组，此情此景我十分狼狈。”直到1969年，聂老师在西昌组织参与28m³高炉冶炼试验并取得重大突破，成功投产，但其中的沧桑可想而知。“最要紧的是要大规模投产，设备是万万不能少的，但是在这里交通不便，资金不足，如何添置设备？真令人头疼。”

聂仲清老师曾因炼钢在脖颈处留下伤痕

到了1970年，研究院迁到渡口市，渡口市也即将改名攀枝花市，聂老师又不得不割舍自己见证下建立起来的一切，“相比之下，新建的钢铁企业更需要我，那里更需要我散发光和热。”建党节那天，攀钢1号高炉投产，亲眼看到一座座厂房平地而起，一件件设备装配到位，心中的激动难以言喻。但聂老师也注意到了，高炉投产时用的矿石是普通矿，后来逐步加入钒钛磁铁矿，当其加到100%时，1号高炉就不能正常出铁了，甚至严重到炉缸冻结。西南钢铁研究院的范杰良院长，派出了八人攻关组前往调研，不断地发现问题，不断地激烈讨论，攀钢的李源副经理决定听取攻关组的意见，将原来设计已有的六个喷吹口全部用上，炉渣流动性的问题便解决了。但随之而来的是钒钛生铁中硫的含量达不到国家标准，但渣量已经是炼一吨生铁，便有约800公斤炉渣，在高炉生产钒钛生铁进程中除硫难度很大，只好改用炉外脱硫。

“经过几个月的技术攻关，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，高炉生产终于走上了正轨。我们八个人在攻关时间内与工人同吃同住，住在席棚子里，吃在食堂。这一段经历在我人生中所占时间不长，但永远不会忘记。”至此以后，聂老师进入攀枝花市市革委会工作，负责科研与科技管理。直到2015年，聂老师才以80岁的高龄，正式离开科协的工作岗位。

“我热爱我们的党，热爱我们的国家，尽管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我也相信党，愿意听从组织的安排。”近三小时的座谈，聂老师依旧谈笑风生， “我这一生，没有干什么大事，但绝对没有干过什么坏事。”“我这人啊，说话一直很直，在岗位上我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，要是看见不对的事，总是直接说出来。”

钢铁，对于聂老师来说不仅是自己的职业，也不仅是雷厉风行的行动，更多的，在于他那颗炽热的心。

合影留念

审核老师 康彦